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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宪法正遭遇危机

三分时时彩 时间:2019年11月01日 09:37
但在新书《中产阶级宪法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Middle-Class Constitution)中,法学家加内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提出,宪法不仅仅需要一个特定的政治体系,也需要一个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特征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及相对温和的社会不平等。  罗森:你的新书《中产阶级宪法的危机》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美国的宪法是你所说的中产阶级宪法。这是什么意思?  西塔拉曼:中产阶级宪法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这个宪法体系需要而且建立在拥有庞大中产阶级这一前提之上,社会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  美国宪法之前,多数国家和人民在设计政府的时候都很关心平等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当一个社会过于不平等的话,富人会压迫穷人,穷人会起来造反没收富人的财富。  不通过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创造稳定的办法就是将经济上的阶级权力组织进政府的结构中。在英国,有富人的上议院,有平民的下议院 。我们的宪法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上议院和下议院,我们没有古罗马那种平民保民官。  那时,人们辩论的是要不要为进入参议院设置财富标准,但这没有发生。美国宪法之前的时代,这显得稀松平常。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宪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的宪法没有把经济的阶级直接纳入这些体系,这个变化是非常极端的。参议院的目的,从长期来看,是让代表们权衡共和国的长期利益。  我们的宪法体系是完全没有阶级这个维度的。原因是那时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其平等程度会让今天的人觉得特别吃惊。  罗森:当然,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阶级被宪法忽略了或遗漏了,而是宪法实际上是依赖于一个平等的社会才能顺利运行的。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前提吗?  西塔拉曼:完全没错。宪法依赖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能运行。在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里,防止富人和穷人间发生冲突的方法就是,把阶级这个维度纳入到政府的结构中——比如设置上议院、下议院这样的想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府,他们又可以互相核查。  在一个没有那么多财富不平等的国家,你不需要这种核查。因为没有极度富有,也没有极度贫困,你不用担心会因为财富引发冲突和不稳定。你也不用把这类核查写进宪法里。  我们的宪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国父们当年放眼四望,他们觉得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平等的国家。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但你想想,就觉得有道理了。你想象一下18世纪晚期,那时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只有在大西洋海岸有些小镇和城市,大片土地都是农田,那时的美国真的就是世界的边陲。  那时的世界中心是西欧,是伦敦,是巴黎。当美国人看到这些大洋彼岸的国家时,他们发现美国有多不同。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国家有世袭制的贵族制,在美国是不存在的。还有封建主义,美国也没有。那些国家有的极度富裕和极度贫穷,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因此,他们不用设计出上议院、下议院,他们也不需要保民官才能让宪法运作。  西塔拉曼:我们要区分两个传统。一个是我说的中产阶级宪法的传统,意思是说想要一个共和制,你得有相对的经济平等,这是就政治共同体内部而言的。但另一个问题是,谁在这个政治共同体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被激烈辩论。  第二个传统是我们所说的包容、吸纳的传统,比如一个社群扩大,容纳更多的少数群体,如女性。对那些试图让这两个传统都继续的人来说,一大挑战是怎样让它们齐头并进?我想关键的一点是,当你扩大政治共同体的时候,你要确保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否则你无法维持共和制的结构和共和制建立的前提也无法成立。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两者要相辅相成。  罗森:你提供的一些数据显示那个时代社会有多平等。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你援引托克维尔多的说法,制造业可以造成不平等,下个世纪会更恶化。你能讲一下从工业化之后的革命时代以及这个时期如何永远改变了我们吗?  西塔拉曼:共和国初期,早在1820到1830年代,商业增加了,到了19世纪末期,工业化如日中天。我们看到经济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型——都市化、从农活转变为工厂工作。这些都是经济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它们对宪法的经济根基带来了严重压力。  我们最初的宪法的假想是社会会变得相对平等,因为大多数劳动力不是手工业工人就是农民,而且西部有大片的土地,这意味着任何白人——那个时候只局限于白人——都可以成为自耕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19世纪末,这些经济变化给我们的宪法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平等加剧,经济全力转化成政治权力。镀金时代的人有一种感觉,强盗式资本家们正在掌控政府为自己谋利,而不是为人们谋福利,对于共和政体和宪法体系来说这是一个威胁。在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时期,也造成了反弹,迈向了“进步时代”,也就是反对经济权力,避免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  这个时期,人们做了很多让人赞叹的事情。他们发明了反垄断法来打破经济权力的集中。他们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创造了所得税,这样更有钱的人就可以支付更多税收。而且,为了防止经济权力导向政治权力,他们通过了第一部竞选经费法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要求议员直选。这些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因素和行动,都创造了罗斯福所说的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围绕宪法的经济斗争从“进步时代”持续到“罗斯福新政”。  罗森:你认为二十世纪中叶是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塑造政府的观念和角色?  我想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蓬勃期。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大压缩。国民生产总值上升,收入增加,我们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很多事情促成了这一切。许多是政策方面的。首先,在大萧条时期,我们通过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范了金融业。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投资,建设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通过了法案,把一代人都送进了大学。我们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这促进了就业。我们投资研究,为未来的商业发展奠定基础。我们鼓励住房所有权,除此之外,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保障社会中赤贫阶层的政策,比如医保。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创造了一个比之前世代更经济平等的社会。  第二个原因,这个时期的变化是经济议题层面的宪法辩论衰落了,因为新政派赢得了宪法。经济政策的辩论不过是规范化层面的辩论。毫无疑问宪法使联邦政府能够在经济体内部规范和操作。  第三个大因素是冷战。二战之前,一代代美国人都对贵族的经验非常熟悉。我们的国父们起而反对垄断和欧洲贵族,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一代代移民逃离自己国家的贵族体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这个共和国。他们知道共和政体和贵族统治间有着天壤之别。二战后,对比变成了资本主义和,而不再是共和政体和贵族统治。由于恐惧,平均主义的传统在美国式微了。  西塔拉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共享的感受。如果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有太大差别。人们不会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结果,大家不会有非常不同的社会利益。人们会把孩子送到相同的公立学校,他们居住在相同的社区,在同样的地方购物。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  当中产阶级开始瓦解的时候,大家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会按照财富、受教育水平给自己划定在社会中的位置,社会就会越来越撕裂,社会的团结一致也被损坏了。对一个共和国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使我们的系统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对自己属于一个民族有集体的感知,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罗森:但即便在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也不是一派和谐的景象。那个时候,学校隔离是最严重的。有什么证据可以说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可以超越种族隔阂?  西塔拉曼:我认为整个美国历史,你会看到包容的传统和中产阶级的传统之间有很大的分离。有的时候,两者是重合的。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为推动黑奴的种族平等和经济机会而奋斗。在有的情况下,又是分离的。杰克逊主义者对经济机会感兴趣,但对种族平等完全置若罔闻。这两件事不一定能合流。我认为我们的历史上最有趣的时刻是人们相信这两者应当齐头并进的时刻,并且努力为这个目标采取行动。  民权运动时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常忘记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华盛顿大游行也是工作和自由的大游行。这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在路德·金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非常侧重于穷人的运动、经济机遇。  在民粹主义时代也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运动,很小,持续时间也很短,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即努力建立跨种族的联合,白人和黑人,南方人,工人阶级都联合起来,努力反抗那些压迫白人和黑人的经济精英。  这项运动结束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武力、欺诈和暴力,但也部分源于种族主义。精英阶层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来试瓦解工人阶级的权利,后者想要有利于非裔美国人和南方白人的经济改革。所以我认为中产阶级不只是对一个群体而言是重要的,他们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济上的隐忧、不安是所有人共享的,不论种族、性别或其它任何一种身份认同。  罗森:在你的书里,你说认为宪法需要一定的经济秩序这并不是一个新观念。那历史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对今天来说这个观念又意味着什么?  西塔拉曼:写作本书最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发现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人们多么频繁地以经济术语来谈论宪法。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想要有一个共和政体,让我们的宪法成功奏效,我们得有经济上的平等,实际上宪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在有的情况下,甚至要求执政者采取行动实现经济平等。  罗森:显然,从您的书中,今天的极端不平等不仅对我们的经济福祉构成威胁,也对我们自我治理的能力构成威胁。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威胁未来会怎样吗?  西塔拉曼:即使对于古人来说,也害怕经济权力会转化为政治权力,从而对共和国有害。那就是寡头。这是通过两种方式发生的。首先,富人开始相信他们比任何人都好,他们更有道德,他们有权治理他人。第二,富人现在跟任何其他人的兴趣点都不同。那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实际上对共同的善是不利的。所以当他们当权时,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推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制度使得他们可以积累财富,然后这些财富再令到他们可以进一步占领政治领域,然后这个循环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这个导致寡头的恶性循环是会出问题的,因为人们不傻,他们看到了发生的这一切,他们也知道这个系统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会起来反抗这个系统。这不是通过大型的起义实现的。人们会寻找一个领袖,一个可以帮他们推翻寡头体制的人。一个不平等的共和政体的威胁一方面是寡头,另一方面是,往任何一个方向发展都是非常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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